辩护人希望从轻判决，公诉人当庭不予认同

　　站在审判庭上的药家鑫，年轻的脸上显得非常恐慌。在回答法庭提问的过程中，他不时抽泣，并多次提到了“害怕”、“心慌”、“后悔”等词汇。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完毕后，药家鑫突然跪向坐在原告席上的被害人家属。

　　激烈的法庭辩论中，“是否从轻判处”成为焦点。

　　药家鑫的辩护律师表示，这是一起交通肇事转型的故意杀人案件，药家鑫的行为是一念之差，而非有预谋、有计划，属于激情犯罪。被告人投案，从第一天的口供到法庭陈述，都是如实供述，应当认定为自首。

　　辩护律师认为，药家鑫侵犯的客体对象是特定的。晚上23时左右，事发城郊区的大学城，没有危及被害人之外的公共安全和人身安全。犯罪意图是瞬间产生，被告人缺乏社会经验，不具备突发事故的处理能力，其行为是在他性格内向、且感到恐慌的前提下做出的。

　　律师还特别强调，药家鑫的成长道路没有污点，学习优秀、受过各种奖励，且有自首情节。同时提交了3份证据：一份是有关药家鑫主动递交悔过书、以及其父母曾向受害人家属下跪的报道；一份是药家鑫上学期间的13份奖励；一份是药家鑫校友、同学、邻居的4份请愿书，请求法庭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被告并非富二代、官二代，不属于社会残渣一类，希望法庭从宽量刑，给他一条改过自新的路”。

　　针对辩护律师的陈述，公诉人则表示：买刀防身对被害人狂刺，说明主观恶性非常重；初犯不能作为从轻处罚的理由；一般人把人撞倒都会将人扶起，这是一般的道德底线，药家鑫连这条底线都丧失了，“不能从轻处罚。”

　　庭审现场，药家鑫承认作案凶器是一把长二三十公分的刀，是在案发当天买的。“当天晚上，我开车去看女朋友，正在行车换碟时撞了人。”药家鑫说，“杀人只是一念之差”，当时心里很害怕，下车查看时发现张妙躺着有呻吟声，隔了两三秒，就拿刀开始刺被害人。

　　庭审中，受害人张妙的家属向法庭提出了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要求药家鑫及其父母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抚养费等共计53.6万元。

　　“我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两个家庭，我父母会尽最大努力赔偿。我会怀着感恩的心，忏悔的心，愿意给张妙的父母养老……”庭审结束前，药家鑫作了最后陈述，并递交了一份悔过书。

　　经过3个小时的庭审，一审结束，法官宣布此案经合议庭合议后，将择日宣判。

　　生命价值教育的缺失

　　庭审中，作为请求法庭斟酌量刑的一条重要理由，药家鑫的辩护律师提出：本案可定义为激情犯罪，因为此案的发生源于药家鑫不良心理情绪的凝结，属于其自身心理脆弱引发的临时起意。

　　律师称，药家鑫生长在一个普通家庭，家里为了培养他呕心沥血。被告人因学习、就业压力，心里承受着很重的压力，压抑、抑郁。“实际上，被告人早已丧失对生活的信心，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在周围的邻居、同学、朋友的评价中，无一例外，药家鑫是个文静、内向、学习好的“好孩子”。一个众人眼中的“乖孩子”，为何成为了一个残忍的凶手？

　　有药家鑫的朋友透露：药家鑫和父亲的关系其实一直都很紧张。父亲对他的管教过于严格，曾经动手打他，还将他关在地下室。“家长越严格，孩子越叛逆；外表乖一点，会少一点麻烦。”

　　药家鑫对父亲的评价则是：非常严厉，不允许出错，要求药家鑫凡事都要做到超出他人，尽善尽美。母亲则对药家鑫非常疼爱。“我成长中的生活模子，都是父母打造设计好的。”父亲要求做一些他根本不喜欢做的事，他非常反感，但又不敢提出异议。

　　“我不太和父母沟通自己的生活，朋友很少，也没人愿意和我交朋友，因此我的内心世界一直是封闭的。”药家鑫的朋友对其性格还有另一面的认识：极端、叛逆、多疑。“他的生活环境过于狭窄，没有机会接触社会，不懂得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冲突和矛盾，也是他对受害者痛下杀手的根源。”

　　对于药家鑫故意杀人一案，有媒体专家评论认为，“父母将自己的期望压在孩子身上，导致药家鑫在遇到梦想阻力时，采取了突破法制和道德双重底线的做法。”也有评论者——陕西省社科院青少年心理研究员方海韵认为，药家鑫的行为与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密不可分，反映了现代青少年对生命价值观的缺失。

　　方海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年龄上讲，21岁的药家鑫应该是成熟的，但其作案时的心理状态明显反常，其行为属于自我保护机制在行为上的消极反应。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大量的复杂信息充斥青少年脑海。青少年是受社会变动影响较大的群体，如果在此阶段被灌输了不正当的价值观，就会导致其在事物分辨上的消极，出现类似于此的悲剧。

　　“通过此类案件，全社会应该高度重视最基本的生命价值观的教育。”方海韵建议，应增开一些关于生命价值观的课程，让青少年真正对他人的生命尊重，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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