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生意经

　　隆回县对计划生育国策的执行，经历了一个不断从紧的过程。

　　2001年11月，因违反计划生育问题突出，隆回县开始对高平镇进行集中整治。全县抽调230多名干部进驻高平镇，入驻各个乡村督导工作。

　　在此期间，原先对违反计划生育人员收取的“计划外生育费”，统一更名为“社会抚养费”。

　　扭曲的“社会抚养费”

　　按政府给出的定义，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属于行政性收费，具有补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

　　2002年8月2日，国务院经国务院令第357号公布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征收的对象主要是超生家庭，即“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

　　而依据《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未婚生育、超生、非法收养的家庭，都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隆回县在对高平镇计划生育问题进行整治的运动中，为了顺利收取社会抚养费，县法院“计生行政审判合议庭”抽调了七名法官进驻高平镇，派出所抽调四名干警协同，负责强制执行。

　　1999年，隆回县“大胆探索”，成立了计划生育行政审判合议庭，由审判员和来自县计生委的公务员(由法院任命为助理审判员)组成，日常工作由计生委管理。这个法庭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对计生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主要就是罚款或收费。这一“成功经验”，后来被全省推介。

　　通过整治，高平镇的超生势头得到一定遏制。然而，在经济凋敝的大山深处，乡民们“养儿防老”“男尊女卑”“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并没有因此改变。

　　2005年3月22日，隆回县提出了以“县乡村三级联包”的形式加强计划生育管理。除“一票否决”，再以职务升迁和经济奖励的方式，刺激计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在此背景之下，县、镇、村三级相关干部的升迁、工资待遇等，均与计生绩效“捆绑”在一起。分管及负责计划生育的干部们，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当地计生标语――编者注)，高平镇的大街小巷再次贴满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标语，例如“谁敢超生就让他倾家荡产”。

　　计生部门为何如此热衷“没收”婴幼儿并送往福利院？除了政绩考量，以收取“社会抚养费”为目的的创收，也是主要动力之一。

　　据高平镇官方人士介绍，农业税取消后，该镇维持干部队伍的工资时常捉襟见肘。收取社会抚养费，不仅仅是在落实计生国策，更是为充盈地方财政收入。

　　社会抚养费未按规定支出，在湖南省是普遍现象。依据湖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初步统计，仅2004年和2005年，社会抚养费非规定支出的比例分别高达88.04%和87.11%。其中，绝大部分用乡镇机关支出。对于乡镇政府将社会抚养费直接“坐收坐支”的现象，湖南省财政厅曾给予批评。

　　在2006年5月17日，隆回县发布当年上半年计划生育督察通报。通报称，“有些乡镇将社会抚养费作为乡镇财政的主要来源，财政所无能开发财源，只能绞尽脑汁管死这笔钱”。

　　上述督察通报进而称，“有的乡镇按月定计生办上交社会抚养费指标，否则扣发计生办人员工资。”乡镇计生办“重点工作(孕检、节育措施落实)没人做，难点工作不愿做，有钱的工作(社会抚养费征收)抢着做。”

　　2010年，隆回县县长钟义凡在该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春季集中整治活动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在“一票否决”等压力下，“乡镇党委、政府与计生队伍存在较深的利害关系，不敢得罪，导致计生队伍绑架党委和政府”。

　　2002年4月，高平镇计生办主任由周小方担任。彼时，主管该镇计生工作的是镇党委副书记刘述德。为了摘掉因计生问题而被“黄牌警告”的帽子，高平镇进行专项集中整治中，主要一项工作就是征收社会抚养费。

　　当时，计生办成为高平镇政府第一大部门。镇政府120多名工作人员的建制，计生办就占到30名。据周小方介绍，全镇每年补报生育和超生的婴幼儿在100人左右。

　　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开始搜寻并锁定超生、“非婚生育”和“非法收养”子女家庭。据当地官员介绍，在高平镇刚开始收取社会抚养费时，每人约3000到4000元。而以强行抱走小孩相“要挟”时，价格就涨到1万元甚至几万元。

　　“弃婴”收养黑幕

　　被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的婴幼儿，不仅仅是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筹码。有知情者称，每送一名婴幼儿到福利院，计生干部可得到1000元甚至更多的回报。

　　但邵阳市福利院院长蒋德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没有正面回应这一说法。

　　邵阳市福利院能够证实的是，在2002年至2005年间，隆回县高平镇民政办、计生办共送来了13名婴儿，其中，一名男婴被领回。其他未被领回的婴幼儿，经民政公示程序被宣布为“弃婴”后，进入社会收养程序――更多是涉外收养渠道。

　　“收养人要捐助一笔收养金。”蒋德伟说，正常的行情是，每收养一位中国孤儿(弃婴)，外国收养家庭通常需支付3000美元。在湖南省，民政厅收养中心接收到收养人捐助的收养金后，绝大部分回拨给福利院。

　　在此利益诱惑下，有人专事贩婴生意。2005年11月，湖南省本地媒体曾披露衡阳祁东县一起团伙贩婴案，幕后指使就是衡阳市多家福利院。福利院与人贩子互相勾结，收买婴幼儿，并将其变为“弃婴”，送入涉外收养渠道，从中牟利。

　　自2003年以来，衡南县福利院“买进”婴儿169名，衡山县福利院“买进”232名，衡阳县福利院“买进”的婴儿最多，为409名。

　　经湖南省祁东县法院的判决证实，为了多向境外输送可供收养的婴儿，衡阳市各福利院不但给职工下达搜寻婴儿的任务，甚至主动通过人贩子等各种中间人“收购”婴儿。福利院至多支付两三千元人民币“买入”婴幼儿，送养国外后即可获得3000美元。

　　“没收小孩”侵犯的不仅仅是孩子父母的权利，更是没有把那些孩子当公民。

　　湖南邵阳“邵氏弃儿”事件震惊全国。据最新一期《新世纪》周刊报道，仅仅因欠缴“社会抚养费”，数以十计的邵阳儿童就此被强行抱离生父母、养父母，被计生部门统一改姓“邵”送进福利院，有的被远渡重洋送到国外。

　　在全国公安部门高压打拐的今天，有些公权力机构竟然是骨肉分离悲剧的制造者，不能不令人震惊。

　　且不说这些“邵氏弃儿”中颇多并非“非法生养”者，就算其中有“非法生养”的行为，难道就可以此作为“非法处置”的口实吗？事实上，这些并非弃儿的“弃儿”中有不少有父母，有合法手续，就算人家父母有不当之处，当地凭什么罔顾血缘，剥夺他人家庭的天伦之乐，强行改变他人家庭、婴幼儿的一生命运？

　　退一万步讲，就算“生养”是非法的，那么“没收小孩”，难道就不是非法的吗？这侵犯的不仅仅是孩子父母的权利，也同样侵犯到孩子的权利。我们现行的法律和制度中，没有任何一项条款允许他们可以“没收小孩”。因此，不管是上级政府还是有关部门，都应该对此事违法、违规之处进行调查。

　　另外，报道显示，当地计生部门和福利院存在明显的联动关系。计生部门把小孩“没收”上来之后，送到福利院，并在此通过文件造假就把这些孩子“漂白”成弃儿，这些“弃儿”被领养后，福利机构获得巨额补助。如果，两者存在利益勾结，这就涉嫌贩卖人口等刑事犯罪，司法部门自然也不能等闲旁观。

　　无论推行什么样的政策，都应以人为本，以法律为准绳，而决不能以违法纠违法，以越权对越权，更不能罔顾“弃儿”及其家庭的权利。现在，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行动上，都加大了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邵阳“没收小孩”事件理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尽快介入调查，查清事件的真相，救助那些被伤害的当事人，惩处相关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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