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站自称善举  网友评论“甩包袱”

　　流浪男孩被冷水江救助站送精神病院

　　《法制周报》记者 雷鸿涛 文/图 发自冷水江市

　　核心提示

　　老曾不确定“小伙子”是否真是精神病患者了，但他发现呆在精神病医院的“小伙子”变胖了，他并没有为此高兴。

　　4月11日，本报记者在冷水江市精神康复中心见到了“小伙子”。“小伙子”在这里叫“无名氏7”。

　　去年3月，老曾发现在街上流浪的“小伙子”后，照顾了他一段时间。之后，老曾听说救助站能帮“小伙子”这类流浪人员找家人，便于2012年4月23日将他送至冷水江市救助站。然而，3天后，老曾却得知，就在前一天“小伙子”已经被救助站送至精神病医院。

　　据了解，“小伙子”并非第一个从该救助站被送至精神病医院的流浪者。仅2012年，冷水江市救助站送了“大概10多个”“15个或18个左右的”流浪人员去了冷水江市渣渡卫生院(冷水江市精神康复中心属于渣渡卫生院)，救助站为这些流浪人员支付80元左右每人每天的费用。

　　看似善举，但在网友“观音土”看来，这是救助站在“甩包袱”。对此，冷水江市救助站站长吴云娥表示，救助站此举，是依据了冷水江市2010年发的16号文件：救助站对于那些精神病人(含痴、呆、傻病人)，直接送至定点医院。

　　深圳衡平机构公益律师黄雪涛认为，如果这位少年明显没有危险性，他首先需要一个监护人或者监护机构，而不是封闭型的医院。

　　◎来救助站的第一晚，“小伙子”因为“喊、叫，不吃饭，在房间拉大便”，第二天，他被送至精神病医院。仅2012年，冷水江市救助站就送了10多个类似的流浪人员去精神病医院。

　　◎老曾带小伙子去唱歌，在进电梯的时候，电梯门一开，小伙子突然就一个人跑了。“我想了想，可能是他以为那是精神病医院的铁门。”老曾说。

　　◎黄雪涛分析，目前法律对疑似流浪精神病人的保护十分不足，只要是疑似流浪精神病人，就可以送进精神病院，过程缺乏监管，救助机制极容易被滥用。

　　懂规矩的“小伙子”

　　4月10日，《法制周报》记者在冷水江市冷新村附近见到了老曾，他在某局的老干所工作。

　　“别人说我是好心做了坏事，”老曾显得有些后悔，“不应该将‘小伙子’送至救助站，如果不将‘小伙子’送到那，他现在就不会在精神病医院了。”

　　事情还得从去年3月20日说起。老曾回忆，当天他下班后，看到街上有一群人围着一个流浪的“小伙子”，“他不讲话也不乞讨，不吃也不喝，双手捂着肚子，让人一眼看出他明显饿得发慌。”

　　2012年4月6日下了雨，老曾把“小伙子”接到了家里，从此一直称呼他为“小伙子”。

　　“我回家煎了3个鸡蛋，打来一大碗饭给他吃，他睁开迷茫的双眼，接过饭菜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老曾回忆道。

　　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老曾慢慢了解了“小伙子”的一些表现：在家讲卫生，不吐痰，吃饭时骨头也会丢到垃圾桶；喜欢吃土鸡、油豆腐、饼干、蛋糕；有时晚饭后，还拉我一起去散步，他走前面；从来没有打人、发火、砸东西的行为；有人敲门的话，他还会去开门；家里来客人，他会主动倒开水。

　　老曾说，这个“小伙子”与其他孩子不同的是，有一点智障，不会写字，不怎么讲话。在他眼里，这是个“懂规矩的小伙子”。

　　因为工作原因，老曾无法天天陪伴“小伙子”。2012年4月23日，他听说救助站能帮“小伙子”这类流浪人员找家人，于是就把他送到了冷水江市救助站。然而，第3天，老曾致电救助站，却得知就在前一天，“小伙子已经不在救助站了，到精神病医院去了。”

　　这着实让老曾很意外：“小伙子”怎么就成了精神病患者？

　　不说话的“无名氏7”

　　“小伙子”的到来，打破了冷水江市救助站的宁静。

　　2012年4月23日13点50分，一名少年男子被送到救助站，冷水江市救助站电话记录卡记载，“此男生脸上、脖子上有旧疤，无语言能力。”

　　救助站站长吴云娥对记者说，晚上，该男生“喊、叫，不吃饭，在房间拉大便。”

　　“他肯定有问题，问他什么都不知道，有些痴呆。”吴云娥说，根据冷水江市2010年发的16号文件，其中规定，救助站对于那些精神病人(含痴、呆、傻病人)，直接送至定点医院。于是在“小伙子”被送至救助站的第二天，救助站将其送至了定点医院——渣渡卫生院。

　　在这里，“小伙子”代称为“无名氏7”。

　　冷水江市精神康复中心护士长刘泉芳回忆，“无名氏7”刚来时“不讲话，生活不能自理，精神迟滞，孤僻。”

　　冷水江市精神康复中心吴志仁医师介绍，通过精神科检查，“无名氏7”有精神发育迟滞、精神分裂症。但他也证实，“无名氏7”没有伤人毁物的行为。

　　4月11日，记者在冷水江市精神康复中心见到了“无名氏7”。

　　他没有说一句话，低着头，眼睛不停地转动，但没有恐惧。记者递给他几袋蛋糕，他试着用手撕开包装袋，没有成功后，他用牙齿咬住包装袋终于撕开。医生叫他挺直腰板并示范了一下，他也跟着挺直腰板并笑了笑。然后又继续吃蛋糕，不时地望望周围的人。

　　吴志仁医师说，“无名氏7”比刚来时胖了一些，通过治疗，现在“叫他拖拖地，也会照做。”

　　“无名氏7”遇电梯

　　2012年5月4日，通过救助站，老曾把“小伙子”从冷水江市精神康复中心接了出来。“小伙子”看到老曾手舞足蹈，接回来后生活也正常。

　　老曾告诉记者，一次，“小伙子”在看电视时，看到电视里有山区和茶叶，他突然又说话了，“他说电视里那是他爷爷的屋，他妈妈死了，他姓尤还是刘，口音像新邵县那边的。”

　　2012年5月10日，老曾带着“小伙子”去唱歌，“在进电梯的时候，电梯门一开，他突然一个人转头就跑了，我想了想，可能是他以为那是医院的铁门。”

　　后来，老曾还带着“小伙子”来到长沙，想通过媒体帮他找寻家人，但还是无果。

　　从长沙回来后，老曾的颈椎病、腰椎病复发，因为家人都不在身边，老曾无法照顾“小伙子”。

　　2012年6月1日，老曾和“小伙子”又分离了。

　　“他懂事地提起自己的衣物和我给他买的零食，又去了救助站，当我俩在分别的瞬间，我泪如泉涌，我为自己无力照顾小男孩而感到深深的内疚，我流着泪对‘小伙子’说，叔叔一定会来看你的，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老曾说，他也想过收养“小伙子”，但因为自己还要上班，根本无法做到。

　　就在结束对老曾的采访时，得知记者要去采访“小伙子”，老曾从钱包里掏出10元钱交到记者手里说：“麻烦帮我买10元钱的糕点给小伙子吃，要买鸡蛋糕，他喜欢吃。”

　　并非孤例

　　“无名氏7”的故事在网络上曝光后，冷水江市救助站陷入了风口浪尖。

　　在回应将流浪人员送至精神病医院，是否是救助站在“甩包袱”时，吴云娥回答说：“不是，此举是为了给流浪人员治病。”救助站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为社会上的质疑声音感到“寒心”，救助站本来是做好事，结果还被人家冤枉。

　　吴云娥强调，流浪人员是不是精神病人，并不是由救助站来诊断，救助站只是把他们送至渣渡卫生院去诊断。

　　其实，“小伙子”并非第一个从救助站送至精神病医院的流浪者。

　　仅2012年，冷水江市救助站送了“大概10多个”“15个或18个左右的”流浪人员去了冷水江市渣渡卫生院，吴云娥对记者说，为此救助站每天为这些流浪人员支付80元左右每人每天的费用。(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84802117)

　　据冷水江市精神康复中心提供的数据，2013年，他们就收到从冷水江市救助站送来的3名流浪者。其中一名因为找到了家属，所以出院了。

　　湘潭大学兼职教授、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平凡说，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是最基本的一项权利，应当通过严格的程序加以认定，而不能仅由所在单位、居委会、村委会、家属自行认定，也不应随便由某个部门认定；认定公民是否是精神病人应通过中立、公开司法程序来确定，并且作出相关强制医疗的决定，这样可以避免那些没有患精神病的人被无辜送往精神病院，以保障公民的权利。

　　就在发稿前，记者从冷水江市救助站获悉，在记者采访的第二天，救助站将“无名氏7”转院到了娄底市康复医院。“领导很重视，那里条件更好”，救助站的一位人士说。

　　》》相关链接

　　进精神病院的标准在哪？

　　冷水江市知名网友“观音土”在得知上述故事后，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救助站把流浪人员送至精神病医院，其判断标准是什么？(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84802117)是靠感觉还是通过鉴定后才送的？

　　针对这一疑问，冷水江市救助站相关人士坦言：将流浪人员送至渣渡卫生院之前，没有给其做精神病鉴定，现行法律中，也没有规定流浪人员达到什么标准了，就能够送去精神病医院。救助站依据的是没有公开的冷水江市2010年发的16号文件。

　　就此，记者采访了深圳衡平机构长期关注精神卫生法治项目的公益律师、北京大学法律硕士黄雪涛，他曾发布《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

　　记者：您觉得上述案例中，“小伙子”有无必要送至精神病医院？

　　黄雪涛：如果这位少年明显是没有危险性，他首先需要一个监护人，或者监护机构，最好是有能力处理心智障碍儿童的专业收养机构，而不是封闭型的医院。有治疗需要的话，再由监护人选择合适的医疗服务。

　　记者：目前，救助站等机构将人送到精神病医院，有无法律规定，其要达到什么条件？

　　黄雪涛：目前法律对疑似流浪精神病人的保护十分不足，只要是疑似流浪精神病人，就可以送进精神病院，过程缺乏监管，救助机制极容易被滥用。(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84802117)这几年，政府改变过去对流浪精神病人救助不力的不作为缺陷，但粗糙的积极作为，也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

　　记者：目前，有媒体报道，多地存在“被精神病”的新闻事件，您认为，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在将人送至精神病医院时，存在哪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

　　黄雪涛：精神病收治出现两种极端，该收治不收治，不该收治的被收治。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是我国目前缺乏社会性的监护机构，行政部门中救助站不是基于被救助者的最大利益出发，而是基于行政部门自身利益或便利出发，考虑公共利益的部门职责时，过多地牺牲公民权益。

　　记者：《精神卫生法》即将实施，针对上述问题，该法能起到什么作用？

　　黄雪涛：《精神卫生法》对疑似流浪精神病人这个问题的规定，没有新意，关注这个群体权益和生存状况的社会力量还没有出现。媒体对这个流浪精神病人以及救助站的关注，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价值，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引入更多社会资源，提供关怀，而不是作为管控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