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前，3月26日，浙江省高院纠正一起错案，背负“强奸杀人”罪名、已服刑近十年的张高平、张辉叔侄被宣布无罪。

　　叔侄二人当年被判刑后，2005年张高平被送到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其间张高平一直喊冤，并引起石河子市检察院检察官张飚、魏刚等人重视。张飚他们分析案情后，一直坚持帮助申诉。他们的努力被认为是叔侄冤案能够平反的“催化剂”。

　　□新京报记者 宋识径

　　“他跟别人不一样”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了解到张高平的冤情的？

　　张飚：2007年，我们检察院监所部门到下面巡视，发现了他的冤情。

　　我们监所检察官有个任务，每个月都要参加监所的狱情通气会，在会上，管教提出，有这么一个犯人，情绪比较反常，很激动，老向别人诉说冤情。他的情绪容易影响别的服刑人员的改造。他们希望检察官能帮助做些工作。

　　新京报：张高平怎么引起了你们的注意？

　　张飚：我们发现，张高平这个人从来不要求减刑，符合减刑条件，他也不要求。他认为自己不是罪犯，罪犯才要求减刑。在监狱里，犯人见到我们，都要报告，自己叫什么名字，犯了什么罪……他从来不报告。他一直是这样一个状态。

　　新京报：当时就认为他可能存在冤屈吗？

　　张飚：我们当时主要从维护监狱正常的改造秩序角度，跟他谈话。

　　我们经常去，他就经常找到我们谈话，申诉冤情。接触多了，发现他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也有喊冤的，作些安抚就平息了。但是他还是坚持。

　　新京报：你们是怎么帮助他申诉的？

　　张飚：刚开始收到申诉材料之后，就是向有关部门用“机要通道”寄送。寄了以后，没有消息。张高平就很着急，每次碰到我们就要问。

　　2008年，《民主与法制》发了篇文章，说的是河南一起凶杀案，后来平反了，提到一个证人叫袁连芳。正好张高平案里也有证人叫袁连芳。我们就很重视了，把有关情况向院里汇报。

　　我们进行了初查，获取了“两个”袁连芳的真实材料，然后向有关部门发函。(袁连芳后来被证实是协助警方诱供、逼供的“牢头”——编者注)

　　个人写信表明态度

　　新京报：帮助申诉，当时的把握有多大？

　　张飚：越往后，把握就越大。特别是发现袁连芳的问题之后，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认为这个案件是有问题的。

　　新京报：你后来还自己写信给浙江方面，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张飚：给他们寄了很多次材料，回答还是比较欠缺。后来我要退休了，就想督促一下，就写了信，就是想引起重视

　　新京报：以个人名义写信，比单位发公函更有力量吗？

　　张飚：单位也在发函。不过公函的形式只能简单说明情况，不会表明态度。我个人写信就会说，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说明我的态度，让对方知道这个案子存在问题。

　　新京报：你反映了多少次？你退休的时候，事情到什么程度了？

　　张飚：五六次。我2010年底退休，当时案子还是等待状态。

　　新京报：退休前，有没有去找张高平？

　　张飚：我去见过他，希望他坚持下去。

　　新京报：你退休之后，这个案子还有没有人管？

　　张飚：我们单位监所科的同事还在管，像魏刚科长，高晨啊，他们都在管。

　　新京报：为什么后来要让他找律师帮助？

　　张飚：事情拖的时间比较长了，他们承受的精神压力就比较大。后来我说，我们努力，你自己也努力。我就建议他哥哥找找律师。

　　新京报：你对翻案，当时的信心有多大？

　　张飚：了解案情之后，我心里就有数了。有个七八成把握。

　　错案“不可以原谅”

　　新京报：你们审查张高平案的材料的时候，发现了什么疑点？

　　张飚：其中有三个疑点，首先就是袁连芳。其次，警方在死者的指甲内检出了一名陌生男性的DNA，却并不是张高平叔侄的。最后是张高平的供述，他说女孩到杭州下的车，之后他们的车就上了高速路；此间进出收费站，时间很短，而作案需要时间。张高平曾提出可以调进出收费站的票据，但公安机关并未调取。

　　新京报：你有没有考虑，这些疑点为什么你们能发现，而当时办案人员没有发现？

　　张飚：这个不好说。我们也不能事后诸葛亮。当时办案人员怎么看，我们也不好评价。

　　新京报：你认为这个案子成为错案，哪儿出了问题？

　　张飚：首先是直接证据欠缺。通过看卷，我们发现能直接证明他们杀人的证据特别少，大量的是间接证据。证据链不太完整，有欠缺。第二个是DNA问题。这个问题在判决书上以及我们获取的材料上都能反映出来。

　　不过我们毕竟和案发地有距离，说三道四不太合适。他们自己评价比较合适。

　　新京报：案子现在才有结果，是不是等待时间有点长？

　　张飚：是有点长了。不过根据我们国家的体制，这个时间还算可以接受。很多冤假错案，都是经历了很多年。当然我们也希望尽可能快一点。

　　新京报：你认为办错案件可以原谅吗？

　　张飚：我觉得不可以原谅。因为错案造成的伤害，不仅是对本人，还对家庭、社会造成伤害。对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也产生负面影响。这个伤害是很大的。

　　如果有关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做错了，首先要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如果是非常严重的，确实违反法律规定的，还是要严肃处理，用反面教材，来教育后人。

　　“分析证据，不能被社会压力左右”

　　浙江冤案“幕后”检察官魏刚分析，当年案子办理过程走向很“偏执”

　　“我们站的角度不一样” 　新京报：你们以前经历过这样的案子吗？

　　魏刚：有过，但不多。像张高平这样的案子，是很罕见的。

　　新京报：推动案件平反的过程，有什么困难？

　　魏刚：限于精力、财力，以及级别和地域管辖，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助张高平沟通。如果不是跨地域，可能会更容易一点。

　　新京报：当时有多大的把握？

　　魏刚：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意见会不会被重视，会不会是我们一厢情愿，因为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够。但是我们感觉，如果真是一个冤案，我们这么努力，他们肯定会重视。

　　新京报：在你看来，案件有很多疑点你们能看出，为什么判案的时候看不出来？

　　魏刚：我们之所以能看出来，是因为和他们站的角度不一样。因为案件和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在研究证据的时候，能发现证据在逻辑上和内涵上存在一些问题。

　　“认认真真办了件冤案”

　　新京报：现在再看这个案子，你有什么体会？

　　魏刚：我感觉，这个案子跟我们平时见到的冤案是不一样的。这个冤案似乎很“偏执”，不是证据的认定出现了问题，而是似乎是设定了一个方向，大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去做，是有一个方向性的错误。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新京报：怎么奇怪？

　　魏刚：10年前的社会环境，我们没办法去复原。不过，如果仔细考虑10年前的社会环境，你会发现，就像有人说的，公检法三家认认真真地办了一起冤案。

　　新京报：为什么会这样？

　　魏刚：设想一下，如果我是办案人，面对的是花季少女的尸体和社会压力，我会不会狂热地去办这个案子，会不会穷尽我所有的手段去对付每一个认定的犯罪嫌疑人？

　　新京报：这种错误怎么避免？

　　魏刚：如果让我说，首先一定要保持冷静客观。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不能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

　　在分析证据的时候，不能为社会和政治压力所左右。有一些案件，我感觉受社会环境影响特别大。当然，我们现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错了就要接受处分”

　　新京报：你怎么看办错了案子的人？

　　魏刚：我个人对浙江省的法官是很尊重的。

　　现在的舆论都是说公安和检察院办错了，法院判错了。我可能是在逆着潮流说话，法官能有这样的勇气，我认为，这是高手。有这样的法官和检察官在，张高平今天才能高高兴兴地出来。

　　我不知道张高平能不能理解，我是能理解的。这一点上，我是很钦佩的。

　　新京报：你觉得办错案可以原谅吗？

　　魏刚：我们都是办过案的人，知道办一个案子有多难。

　　我在反贪局工作十年，曾经为核实一个证据花很大的成本，最后发现这个证据是错的，我感觉想把手机或者电脑砸掉。

　　但是，错了，就要接受批评和处分。